【纪实散文】特殊的师兄弟情义
【纪实散文】特殊的师兄弟情义
——暨二十世纪1996年春3月清华往事之
我与杨昭、杨聿、杨兰兄弟三人的情义
(回忆我在清华园生活的片段)
岁月如流，往事云烟。夕阳暮色，残阳似血。清風若梦，回眸如澜。每每想起大师兄杨昭、二师兄杨聿，小师妹杨兰、大师兄颜晔、八师兄刘涌几个人自己便心潮澎湃、气血潮涌，那是一段尘封久远的青春年代往事回忆。遥远的三十五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初期”，在二十世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即1986年)——九十年代(到1998年) “改革开放年代”时候，也就是那个久远的、久远的“计划经济”时代初期到中后期里边。那个久远的不能再久远的“青春年代” 里边，发生的人与人之间“最纯真” “最天然”的情感故事。
因为，我们师兄弟几个人加上后来颜晔都是气味相投、爱好相通、心情相似、性格相近。尤其是大师兄杨昭(首位师兄)、二师兄杨聿二人与我本人气味相同、习性相似、性格相近、爱好相通。
在二十世纪(上个世纪)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里边(从1986年5月到1998年11月止)，我们师兄弟几个人针对各种散文、小说、诗歌、文言文、古诗词、品茶、武术上，曾经深入地交流和探讨了十八年之久。尤其针对各种近代与现代诗歌各个流派的特点与写作风格互相学习，深入地探讨交流可以说是真可谓达到了极致和狂热的地步。
尤其是针对“朦胧派诗歌”与新兴起的“散文诗歌”进行过激烈的大量讨论和交流。我们通过大量信件(毎一年都会有近一百封信件)往来、交流、探讨、互相学习补短板，共同畅谈天下风云、朝代更迭、历史变革、可以说说不尽的历史话题，讲述不尽的朝代兴衰与无不论述的题目。
也许，“朦胧派”诗歌的极大魅力下的意境与抽象、意象思维，让我本人和大师兄杨昭、二师兄杨聿、大师兄颜晔、四师兄刘永一、九师兄张煜、七师兄张强、大师妹叶小慧(颜晔女友)、小师妹杨兰、三师兄孙锐、老友白立晨等众人成为了千里、万里之外的“好哥儿们”。这种“纯真”的不带任何铜臭与利益的关系，是真正哥儿们式的纯洁友谊。
这里特别说明的一点大师兄杨昭、二师兄杨聿、小师妹杨兰是一家人，亲哥仨一直居住于北京海淀区人士，是那种祖祖辈辈居住于北京的地地道道纯粹“北京人”。
杨氏家族从清朝道光年间便居住于东城区铁狮子胡同里，民囯时期因其爷爷更换房产改居住于清华大学西校门(即清华西路)马路对过小区(即颐和园东侧树林里)里边，与清华大学西校门形成了南北约二百米(即西校门到杨昭家的距离)的方向。
一直居住到第三代杨昭这个时代(ー直居住到1998年11月25号为止)，至于1998年11月份以后由于哥仨个人已经“出国留学”便不得而知了，虽说后来杨昭从日本横滨市来过一封挂号信，但是只是说明了他已经拿到了绿卡已经定居于横滨市了。
由于从11月25号以后没有任何信件往来，便无从知道这亲哥仨个人回没回来过，是不是还居住于其爷爷的民国时期老宅子里边。
其实呀他和四师兄刘永一一样定居国外，只是四师兄刘永一去了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市，在留学澳大利亚堪培拉期间曾经来过信件，虽说这两封信件早已经烟波浩渺了，可是信件上的邮票还留在了我的集邮册里边，同时还有大师兄杨昭在日本横滨市来的挂号信的邮票，同时还有二师兄杨聿、大师兄颜晔、九师兄张煜、七师兄张强、大师妹叶小慧(颜晔女友)留学法国期间邮来的信件上的邮票，虽说这些尘封三十年的古老信件早已经消失于历史的云雾中，但是信件上的邮票却遗留了下来成为历史上兄弟情义的见证了。
在我尘封三十年永久的集邮册里边，还有几位(九位)上海好朋友留学英国伦敦与其它城市信件上的邮票，这些来往信件上邮票印有英国女王头像印。
从古老的洮南府(当时是洮安县时代)以大S弧线形状跨越内蒙、吉林、辽宁、天津市再进入京师“北京市”，这一千两百公里的距离上超越了时空与星空的距离概念。杨昭、杨聿、杨兰成为了与我通信达十八年之久的好哥们兼亲师兄师弟，先后在北京有过两次见面聚会的机会，虽说时间上短暂互相之间还拍摄了合影的相片，这也成为了我们在那个青春年代的永远纪念了。
当年我们师兄师弟头ー次见面，那是在省城长春市第一汽车城的招待宾馆，当时他们汽车系团队正在参观一汽集团，后来我与他们一行人返回到北京市校园内。当年是陈東萍老师(汽车系讲师)，严复之老师(哲学系讲师)、好哥们颜晔、杨昭、杨聿、刘永一、张煜、张强首次聚会于汽车之城，这也是我本人一生之中第一次进入省会城市长春市，并且进行了为期五天六夜的长春——北京首次会友之旅。
这是发生在上个世纪(20世纪)计划经济时代的九十年代初期，也就形成了以前写过的那一篇纪实《水木清华兄弟情》的文章。
后来，于1996年3月应杨邵愈教授和学生协会的热情邀请，拿着邮寄来的红彤彤邀请函二次进入京师首都北京市，一块“聚会”并且住宿于清华大学校园内部的学生寝室。同时也就有了《我与天津煎饼馃子的故事》《鸡蛋问题与石刹海的老字号烤肉季》《忆水木清华》《先有鸡先有蛋》《荷塘月色》《北京烤鸭的故事》《一杯日本清酒》几篇纪实文章的亲身经历了。这一份纯真的哥们儿感情，尤其是在上个世纪那个久远的不能再久远的“纯真年代”里边，尤其显得十分珍贵的是哥儿们的真挚感情却难以忘怀。
这里必须要最先说明一点好哥们杨昭，那可是我的诗歌上的好老师和好哥们儿，他本人在二十世纪整个八十年代(尤其是20世纪1986年—1989年)里边，那可是著名的校园“学者大诗人”，在校园诗歌写作上可以与舒婷、北岛、青鸟、林莽等人相匹敌。当年，大师兄杨昭写作的大量诗歌、散文、小说在省级、国家级期刊上没少刊登发表，可是整个八十年代里边新兴“校园诗歌”的领军人物。
在当年那个久远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里边，一大批“五讲四美三热爱”类型的校园“朦胧派诗人”，在那个久远的不能再久远的计划经济时代里边新兴校园诗人“异军”突起。
就犹如下山的洪水猛兽一样，冲击着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校园诗坛”，引领了当时改革开放初期一个时代的诗歌散文的“新诗潮” 的主潮流。
因为，现代诗歌体系中的“散文诗”“ 朦胧诗”， 一直是一盘散沙式地方主义色彩浓厚风格。从京韵京味浓重琢字琢句风格，到黄河流域黄土风沙特色浓重的乡土气息的，从山东齐鲁古韵风味走进河南中原古地豫式特点的风格，再到飞跃长江的江南特色、海洋风采的新兴诗歌抽象的思维风格，可以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新兴起来的新诗潮地方主义色彩浓重。
从上个世纪民国时期的二十、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从欧洲进入中国古老的土地之上。近代、现代散文诗歌与朦胧诗歌一直是黙黙无声的写作风格，一直到了二十世纪的1984年才开始流行于各个大专院校，逐渐形成了一股强盛的气流袭卷了全国的大学校园，可以正确的说是改革开放之后才诞生的“新诗歌”新流派，引领着“新体系现代诗歌”的主导的新潮流！
就好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上流行的“牛仔裤”“大喇叭筒裤”“小白皮鞋”“大 蛤蟆镜”一样，成为了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里边社会青年人的代名词，主要的新兴起来的新潮流、特色流行风。
好哥们杨昭善长于写作“朦胧派”诗歌与“抒情”形式的抒情散文，而二师兄杨聿作为杨昭的亲弟弟，则善长于“七月流派”和新式 “散文诗” 的抒情写作风格。
我和二师兄杨聿在七月流派和散文诗上没少交流，尤其针对“散文诗”的各个地方与各个流派风格，在散文诗的字、句、抽象、思维、内心、意识形态、意象、写作风格、写作手法上，进行过深入的讨论研究和交流，尤其是先后“两次”在北京见面之后的深入地激烈探讨与交流。
当年“杨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在1986年5月——1989年的中国诗歌界，在各个大型研讨会、交流会上发表了大量新意、新颖的朦胧派诗歌与“抒情诗”。
当年，杨聿那可是当年大专院校“校园诗人”的代表人物和先锋人物，尤其在现代诗歌的各个流派理论研究、创新新体系诗歌上，发表了不少基础理论研究论文，先后出席过省级、国家级诗歌、散文大赛和各种大型座谈会、交流会。
后来，杨聿和老大杨昭先后考取了中国第一学府清华大学，并且在学校内组建了“诗友协会”和“散文会”，成为上个世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1986年——1997年)的一道独特的校园风景。
这里必须说明一下老大杨昭(核物理系) ，并且在上个世纪1996年考取了硕士，后来公派去日本横滨市出国留学了。
后来在大师兄颜晔公派出国前一段时间(好像半年前)，从北京清华大学邮给我的最后几封信件中才得知老友杨昭的最新消息。
原来，好哥们杨昭不久便取得了日本绿卡定居于横滨市，至于后来好哥们杨昭回没回国内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后来一直没有接到过任何信件与电报。
后来，老友杨昭、二师兄杨聿与杨兰这哥仨，便再也没有来过信件和电话，也就无从知道仨人到底如何如之何了！
其实呀，在老友杨昭、二师兄杨聿、杨兰、大师兄颜晔、四师兄刘永一、九师兄张煜、七师兄张强几个人未出国留学前期，每一个月都会往洮安县我的住处打来长途电话，师兄弟们大家互相聊天畅谈友情诉说思念之情。
虽说北京清华到洮安县远隔一千两百公里的距离空间，可是这一份哥儿们的纯真感情一直未断，一直延续到他们一个个出国留学后才中断了。
因为，上个世纪1998年6月得到公派出国的手续与办理出国手续事务时，大师兄颜晔、二师兄杨聿、四师兄刘永一、七师兄张强几个人来过挂号家急信件和电报。
当年，大师兄颜晔还特意打来长途电话通知过我，他当时已经办理完出国的一些手续，三天之后将乘国际航班飞往法国里昂市留学。后来，他们一个个先后出国留学之后，便全部消失在云雾之中了。
但是，好哥们老友杨昭与大师兄颜晔却不同，颜晔几个人分两个批次出国留学欧洲和美国，这里也包括老友杨昭的妹妹杨兰，她嫁给了一名美籍华人富商。
当年，颜晔却应聘于美国通用汽车集团公司旗下，并且在美国通用公司集团的安排之下，于上个世纪1998年6月公派出国去了欧洲的法国里昂市留学(汽动力设计专业)，这与好哥们老友杨昭、二师兄杨聿、老友刘涌不同，这也是杨昭与颜晔两个人的人生走向极度不同的方向了。一个在日本横滨市留学并取得了日本绿卡成为了日本人，一个则去了欧洲法国里昂市继续留学深造。
虽然说，我在他们面前戏称呼他们二人为“大师兄”。其实，这是一个极具“沙士比亚风格的戏言”而已。其实呀，杨昭和颜晔二人也并不认同更不赞赏，尤其颜晔并亲切地称呼我本人为“兄长”，他与杨聿、刘永一、张煜、张强几个人，均在我面前称呼我为“兄长”或“大哥”“兄台”。这一点无论是我在清华校园内生活期间，还是信件电报往来交流之上。就是当年大家在北京聚会在一块的时候，也是称呼我兄长一直没有改变，就是当着校武装部部长杨邵愈教授面前也是这么称呼的。
其实呀，从年龄上来说只有我和杨昭是同年出生、同岁数，当年我们二人均为26岁，杨昭是阴历八月十三生的。而当年，颜晔却是小我一岁，年龄为25岁。不过在这一帮哥们儿之中，也有例外的那就是杨聿(24岁)。以二师兄身份自居，好像夜郎自大、常常以二师兄的身份说话做事，让人有一些难以忍受和无可奈何。
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杨昭和颜晔，如杨昭和颜晔常常说的那一句心里的大实话“咱们是好哥们儿！”。
我们其实是真正的好朋友加哥们式的真挚友情，在哥们式的真挚友情之下称兄道弟，共同交往于“改革开放初期”，和那个久远的不能再久远的“计划经济”时代初期里边。
从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里边，这也是我人生旅程上一道七彩的霞光。
我本人认识清华大学也便是从杨昭本人开始的，在那个久远的、不能再久远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边———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这是一个横跨十八年久远的“纯真年代”真诚的友情。在这个激情飞扬的青春年代里边，一大帮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人，热血激情、朝气向上，青春飞扬、共同的理想信念与共同的爱好走到了一块。大家书信往来、电话畅所欲言、共同聚会在清华校园之内。大家一块同吃学生食堂、同住学生寝室、一块在校园内欢聚一堂、谈笑风生、畅所欲言、谈爱好、谈理想、谈信念，共同为理想信念而奔波奋斗。
当年，杨昭与陈玉锦(绰号大白兔)二人，杨昭是清华一九九四年物理系的研究生，陈玉锦也是其同系同班。当年，杨昭与陈玉锦于一九九八年十月国庆日(10•1)结婚，彻底结束了长达十年的“长途旅游”，后来在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号邮寄来出国后的最后一封信，并且在邮寄来的信件里附上了一张二人结婚的“新婚”相片，这一张从日本横滨市邮寄来的相片成为我们哥儿们感情的永久纪念。
杨聿，清华一九九五年汽11系(班)的动力系研究生，杨兰是清华一九九五年哲学系研究生。老大杨昭(物理系)、老二杨聿(汽动力系)、老三杨兰(哲学系)兄妹三人。
杨昭，他们家就居住在清华大学一校门(清华西路的西校门)马路对过的小区里边，与清华大学西校门(一校门)只隔着一条宽阔的大马路，而小区的西南角方向便是颐和园。
因为，清华大学西校门(也就是一校门)，处于三股叉道之中的西北角地带，西校门(一校门)马路正南方是古树森森的一片住宅区，而西校门斜对过的西南方向便是颐和园的北门。而清华大学西校门(一校门)旁边紧邻贴身的就是“圆明圆”大门口处。从清华大学西校门走出来横穿马路，顺着一排排森森苍穹的树林小道走着，在林荫深处一幢独门独院欧洲典型的别墅。在一米六七高度的红砖围墙中间，一幢双扇的黑漆大铁门耸立于浓绿的树荫之中，这是民国时期为外交官建造的别墅，因为杨昭的姥爷和父母都是外交工作人员，尤其是杨昭的父亲是一名翻译。
陈玉锦，杨聿的女朋友，陕西西安人，家住西安鼓楼区521号东，父母双亲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家庭，陈玉锦绰号“大白兔”。这外号是杨聿与颜晔的女朋友叶小慧给起的绰号！
当年，我和杨聿、杨昭、颜晔、张煜几个人形影不离，在校园内一直忙于各种学生会的活动与学生会的各项研讨会。
当年，我刚刚进北京入住于清华的第二天下午，那天是杨聿二十四岁生日。于是，我和张煜在大师兄颜晔的带领下走出古老的清华校园，顺着西校门横穿大马路进入南边树林茂盛的小区。在树林茂盛的小区深邃独门独院的欧式小别墅里聚会，当时杨兰、刘永一、张强、叶小慧、老友白立晨、老友杨昭已经在家里正聊天，于是我们几个人在老友杨昭家里边畅所欲言。
当时，杨聿的女朋友陈玉锦与杨兰、杨聿在厨房作牛排，陈玉锦曾经提到过什么时候我能去陕西西安市旅游，她会全程安排吃、住、行，并邀请我吃当地特色小吃羊肉泡馍、肉夹谟、腊汁肉、白吉馍，手里握着一杯杨兰刚刚调好的桔汁我与她们聊着西安的风俗和景点。
当时，我和颜晔、老友白立晨、老友杨昭在客厅畅谈散文与诗歌，我冲着杨昭的女朋友陈玉锦回答道“以后有机会，一定去西安市旅游！”，就这样回答了杨昭女朋友陈玉锦的热情邀请，其实这一句话不仅仅跟杨昭的女朋友陈玉锦说过，还有对好哥儿们颜晔说过这一句话。
那时,好哥儿们颜晔送我去北京西客站的途中，我们兄弟二人在地铁站里边聊天时，兄弟二人此行分手不知道又牛年马月才能再相聚了。
因为,好哥儿们颜晔知道我经常外出旅游，热情邀请我去他的家乡上海市闵行区旅游并到老家串门(父母家)，当时在地铁上还谈到了上海人张耀(巨鹿路727号)和陈玉林(南浦区)二人，因为这二人正准备调回家乡上海市扬浦区工作。
当年，我们几个人在老友杨昭家的小别墅里为二师兄杨聿庆祝24岁生日，一直聊天聊到了晚上七点多钟(十九点)。记得那天下午陈玉林突然来到杨昭家的别墅，二人在杨昭自己的房间私密了一会便匆忙走了。此时我们六个人正在一樓餐厅吃饭呢，后来大家在说说笑笑之中交谈着杨昭在横滨的经历，毕竟他是众人之中头ー个出国留学的。当年，杨聿和妹妹杨兰正围着围裙在厨房作着牛排，忙碌之中杨聿头也没有回便接着说道：“哎！我说胖子、我让你拿我哥带回来的小瓶清酒，你却上我爸爸房间里边拿他珍藏的酒，你等老爷子从瑞士回国的，非找你爸告你的状子不可，你就等着老爷子给你上政治课吧！”这时白立晨、小师妹杨兰、大白兔陈玉锦坐在客厅聊天呢。而老友杨昭却大声招呼颜晔、刘永一、张煜、叶小慧和我走上他家三楼小客厅参观。
后来，当我们几个人从他家三楼走下来时，看见客厅里大胖子白孟辰，老友白立晨、二师兄杨聿、小师妹杨兰、大白兔陈玉锦正天南海北、云山雾罩地交谈着什么。这几位从古代的皇帝谈到日本人的风俗习惯，从古代二千二百年的“家天下”谈到近代的公天下，从理想与信念、哲学的虚伪主义、现实主义、唯物主义、再谈到现代诗歌、散文，后来又谈论到欧洲古建筑，什么多哥式、汤壕斯式、伯拉明哥式、欧文式、古罗马式可以说无所不论。而我和颜晔、张煜、杨昭三个人，交谈的却是杨昭在日本生活与学习上的私事，当时想多了解一下日本人的生活，以及留学日本的日常生活。可以说当年那天下午的几个小时匆忙光阴，我们无所不谈，无所不论。后来，大家在说笑之中还跟颜晔女朋友叶小慧学习了几句日语，这也是我们几个人快乐的一下午时光。
后来电话铃声响了起来，于是杨昭朝我摆了摆手便去接电话，当他接完电话后招呼我跟它去邵鸣姐夫开的菁英公司，于是我、颜晔、张煜、杨昭、杨聿便开车去了海淀西区科技大厦a座的菁英公司。这期间我们几个人在菁英公司见到了好朋友邵明(绰号太监)，他工作的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科技大厦植物研究所与菁英公司只隔着一座写字楼也在海淀西区科技大厦a座。
当年，老友杨聿生日聚会上的谈论，尤其是大师兄杨昭说得很有时代性，针对发达国家经济繁荣与高技术、高科技的快速发展。
其实呀，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皇帝制度下就长达两千两百多年历史，漫长的两千年封建农耕历史，上百代人的封建农耕观念意识束缚了人观念与技术的转型换代。所以说当历史车轮走进农耕时代与皇帝制度的末期，必然会有一场持续百年的转型时期，而人和国家付出的代价是沉痛与血的教训换取的，这才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血的教训。什么叫作农耕革命与工业革命，进而进入信息革命和高度智能化与全球一体化。当年大师兄杨昭讲述了日本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极度开放的技术革命，其实就是人的观念意识、人才发展、产业更新换代与社会技术革命的延伸到发达的高度。从农业启蒙到发展高级化，必然会带来僵化的观念持续，只有人的观念更新、技术转型才使社会转身来一场凤凰涅盘，这就形成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时代、智能化时代的高度发展。
当年,二师兄杨聿与大师兄颜晔说得很对，技术与人的发展是时代的必然，陈旧而落后的封建制度束缚了人与社会的发展，而从十七世纪、十八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给西方以转型发展，陈旧而落后的大清八旗制度却迷茫于落后的封建制度，必然会成为西方工业革命的牺牲品，这也就是说冷兵器必然会被热兵器所淘汰和取代，所以说社会发展与落后的封建制度换取的是百年耻辱和不平等条约，说以说才会有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一大批热血青年寻找真理与信仰，以民族的热血驱逐侵略的敌人，换取社会转型的更高层次的大发展。
其实呀，当年对于我本人来说真希望有机会去上海市，毕竟上海市还有不少好朋友都是上海人，也真希望与这些好朋友见上一面。我前几年写的纪实文章《一杯日本清酒》里提到过杨昭女朋友陈玉锦。这也是当年我住宿于学生寝室，杨昭给我的陈玉锦老家通信地址。其实这ー件事情却十分简单，因为不久他们便陆续出国留洋深造，所留下来的只有通信地址，不仅有出国留洋的通信地址还有老家的地址以方便于联系。
这一次偶然的生日餐聚会，是一场现实主义与虚伪主义的辨证，同时也是兄弟般深厚感情的交融。更是普普通通老百姓对东、西方文化差别的认识交流，通过吃一顿西餐烤牛排和酱牛排，体现出来普通人与高级知识分子在修养上的不同和差距感。古老清华大学里的好哥儿们，天南海北、家庭各异、档次高低不尽相同。虽说各自的家庭贫富差距天上地下，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不同。但是，青年人的真诚友情、尤其是兄弟一般的师兄弟深厚的情感，多少年后还是怀念那一段共同生活的有趣经历。
深厚的友情与真诚的交流，进一步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坦诚。但大都市人的生活和小城镇人的生活，也无形中体现出哥们之间在文化与物质生活的巨大差距。也许这就是大都市生活与小城镇人生活真实的不同吧。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