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了声声叫着夏天
知了声声叫着夏天
汪永东
以两门功课总分七十多分考上了我们当地的初中。
初中在我们当地的街上，离我们村子有四五里地，无论是什么天气，总是每天来回走着。我们村里边几十名学生中能骑自行车上学的也只有一两个，偶尔被人家带上一次，感觉跟坐飞机一样，神气活现；走着走着，也就不觉得太累，而且好象并不费事。只是到了冬天，日子就不好过。记得有一天，半夜醒来，发现外面天已大亮，姐姐说了一声提前走了，着急慌忙地穿上衣服就往外跑，叫这个伙伴人家不是说还没起来，就是说你先走，他后边撵。一直走到另一个村子，发现前面一个人也没有，确信今天肯定迟到了！叫另外村子的同学，人家也还没有起来。心里想，今天，哼，这些家伙非迟到不可。过了邻村，就沿着水渠堤走，越过一段河，爬上一段河堤，沿公路走一截就到了学校。河水不大，但河床很宽，两边均无人家，时常有野儿狼夜间活动留下的痕迹。
出了邻村，本来很明亮的天渐渐地有些发暗了，隐约看见前面有两个人影，并排走着而且还说着什么。我肯定他们是高中的学生，因为个头比较大。我紧步直追他们，但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直到河坝里，天黑得几乎看不到多远才为止。因为想着前面有人，而且姐姐早早就走了，所以什么也没想，只管往前走，没有害怕，没有退却。冬天的风很烈，吹得不知什么东西前后左右到处乱响，偶尔犯毛，但都没有杂念。
天越走越黑，快出河坝时，已经看不到任何路了。要不是熟悉，恐怕就要迷路了。好在是天天走，哪里有一块石头，哪里有一道坡，都很清楚。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着往前走，越走越害怕、越走心越慌、等到了学校摇响学校的铁大门时，已是全身大汗淋漓。当看门的老头打开门，惊讶地问“娃娃，才四点钟来学校做啥呢？”才知道，老天爷呀，原来是这样。一路的回想让自己不由得有些哆嗦，天亮了，没有去上课，在大家上学的时候，在大家异样的目光和好奇地追问声里，回到了家里，结果发烧感冒了一个多星期。
本来，我们村子里有初中，到了我们升学的时候，初中却撤到了镇上。心想镇上的学校肯定比小学的要好，嘿，到了班上，才看见课桌全是是泥砌的，上面铺了一层水泥面，过櫈子也是。而且新砌时间不长，并未完全干透，就在我们的朗朗书声里，在教鞭飞舞的课堂上，在和一个大高个扳手腕的较量中，课桌和櫈子慢慢全干了。
新鲜的事儿是，我们第一批开始学英语了。每一个单词是“red”，还有“flag”、“ jeep”等。每逢家人或同村的都要先问一下人家，然后又告诉人家，尽管人家很不情愿。
我们这一代就是命运多舛的一代，初中到了我们变成了三年制。因此就在镇上读了三年的初中，在土台子上打乒乓球、在沙石地上打篮球、在小杨树林里背课文、争着抢着看小开本的《辽宁青年》、《语文报》是不裁边的，还有一个口诀。“山巅一寺一壶酒”就是从那上面我们记住圆周率的；我们化学许老师说一嘴普通话，人出手太狠，全学校没有人不怕他；语文董老师从师范刚毕业，经常教我们唱歌；教数学的老师戴一付黄边黄腿的象瓶底一样的近视眼镜，说几何时，往往说成“子河”；在这三年里，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六个人结拜成了兄弟，多年以后，大家天各一方，好象兄弟情义不深，大家都不以为然，没有象“桃园三结义”那样、也没有象水浒英雄那样。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
就是这样的薄命，到了升高中的时候，镇上的高中撤到了山那边的另一个叫甘泉的镇上（原县十中），这样就苦了我们这些远离学校的人。住校，学校不管住、也没有食堂。这就意味着要租房，花销太大，还要自己做饭，从来都是吃现成的，怎么会做饭呢。但学不能不上，去的时候，背上六天的干粮，只有面和浆水，还有小半瓶清油，柴火也得自己背。没有灶，父亲用粉碎机的箩片卷了一个圈，从下面开了个小口，一只小铁锅往上一放，就齐了。灶太低，柴火又不干，一盒火柴快用完了，才能点着，火不旺，一吹，全是烟，灰扑得满脸都是，烟熏之后，鼻涕泪水止不住，你也搞不清是真哭，还是烟呛，反正是心酸不能。学校后来腾出了宿舍，大通铺，几十人挤在一间教室大小的房子里，上下两层，铺上麦草，一点小褥子一铺，大家一起一挤还挺美的。尤其是入睡前，总有人要说点笑话之类的，因此，睡觉的时候总是带着快乐的，尽管冬天冻得发抖。这段时期，有两个老师给我印象很深，一个是语文老师，戴的眼镜跟我初中数学老师的一样，但他的腰实在在大了，感觉真是一个“圆球”（我真没有恶意这样描述我的老师），走路喘得不行，几句话就汗如雨下，他跟我说过，皮带对他没有用，一是没那么长的，即使有，也系不住；二是用其它的代用品，比如绸子条之类的，一不小心就滑下去了。没有办法，他只好用弹性不太好的背带（我们还很土，电影上见过外国人有背带，但当时在国内，那种穿法只有未成年的小孩子），说的时候也自卑苦恼地不行。还有一位是年轻漂亮的英语老师，是从城里来的，穿的喇叭裤，裤口足有一尺，削肩瘦腰细腿，那叫一个时髦，那叫一个火爆，课讲得如何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次和同学到她办公室（宿舍）请教问题时，一边讲问题，一边围在煤炉子跟前，一会儿，一股怪味扑鼻而来，老师低头一看，惊得书扔得老远，脸色变得有些走样，嘴里不知说还是骂，我们仔细一看，一尺宽的裤子一半已经缩在了一起，没了!
眼看高中就要毕业了，高中又变成了三年制，我们只好又转向城里的四中，因为学习环境和渴望跳出“农门”的强烈愿望（改变不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惟一跳板和许多上了中专、大学的本地孩子的刺激），到了城里后，又转到了高二。原来在农村时，大家彼此相差不多，所以没有多少自卑，但进了城之后，发现原来大家有这么大的差别，原来还有这样的生活。说实话，只有看不惯，还有讨厌感。好在是，班长还有不少来自农村的，我们自然就是一个圈子，大家各自为阵，倒也相安，只是偶尔人家城里的孩子欺负我们，我们也只有忍受的份儿，不是学韩信，确实是气短，但我们学习成绩上，总是洋洋得意的，除了个别特别优秀以外，其他大多数都在我们脚下。
那些年，高考是要预考的，只有预考上了，才能参加正式高考，录取比例相当低。到了预考的时候，我托人报了名，291分，结果以一分的优势顺利通过了预选，老师直接把我安排到了高三的班上，和他们一起备战了一个多月，等正式考下来之后，离提档线低了三十多分，落榜了！新学期以后，文科班由于师资的问题，把应届生和补习生放在一起，一个班上有八十多人，惨的是，一年下来，除了我，还有一个河南移民来的，通过了预选，最后被录取。一个是中专，一个是大专，据说那一年是该校历史上的低谷。我那一次考了415分，当年的本科录取线是420分，我上的学校在东北，而当地一所大专录取线最后竟然只有370多分，后来想一想真是有些亏了，但有什么办法呢。
那些年，为了高考，不知牺牲了多少人的青春梦想，不知揉碎了多少家长的期望。有补习三年的、五年的、八年的，结果是越补越差，直到最后不得不放弃。那时，我就常常想起范进的故事。
有人愁、有人欢喜。凡是考上的，一家人顿时成了本地的新闻，成了所有人的谈资，成了所有家长的教材，成了家人的荣耀。在等待上学期间，家长自发举办的补习班，我们这些“成功”人士，就被邀作了老师，时不时还常有人请客，乡里还每年请去开茶话会、介绍经验。
初高中，上了七年学，认识了不少同学，但由于老“转战”，结下深厚友谊的没有多少，接受终身教诲的老师也没有记住几个，我们就是“快车”一族，彼此相识，但没有相交或者交之不深。
说实话，中学时代，真是一个嬗变的年龄，总感觉自己已脱胎换骨，长大成人，不再需要家长的啰嗦，不再需要各种约束，其实青春的萌动，知事的发蘖，让这一时段的孩子特别难于相处，而没有谁，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教育、什么机构、什么方式解决这一人类发展问题，都是以青春期的叛逆一语遮之，我认为这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哀。小学的时候，害怕和小女孩说话，到了初中，看到老师的孩子长的白白净净，总是忍不住要偷瞄几眼。而到了高中，大家不在拘束，男女之间来往正常不过了。心里总是有心仪的人，只是不敢说出来，也有对自己感兴趣的人，能感觉到，也没有说出来，这，也是大家共同的秘密，只是个过程中的音符，生命里的流沙；
有一句话说：我的地盘我作主。按理来说，我的青春我作主才对，但是，我的青春谁作主了呢？